作者 | 蓝坚 上馨心理咨询师
依恋理论中的“依恋”是指儿童与其抚养者（通常为母亲）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和强烈的情感关系。它产生于儿童与抚养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表现为儿童对抚养者（依恋对象）的 一种追随、依附和亲密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经过Bowlby及其后继者的研究确定：全世界的儿童，在5个月的时候及之前，母亲离开对他们造成的困扰不是很大；在7个月的时候，他们都有压力（distress）的反应，这种反应一直持续上升直到15个月；15个月以后，母亲离开对他们造成的不安在逐渐减退。这说明，对全世界的儿童都一样，在早期建立的依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整合到新的心理系统（psychological system）里面去了。
依恋类型有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两种。安全依恋于母亲的儿童，当母亲在场时，会自由地进行探索、与陌生人打交道；在母亲离开时会表现得心烦意乱，陌生人无法安慰他们；在看到母亲返回时会扑向妈妈的怀里，但是，他们能够很快平静下来继续玩玩具。当儿童知道存在一个在需要时会返回的“安全基地”（妈妈）时，他们能够最积极地进行探索行为。
不安全型依恋又可分为三种：1、回避型，儿童会回避或忽视母亲——在母亲离开或返回时几乎没有情感反应。儿童都很少有探索行为，在母亲离开焦虑时，陌生人能够安慰他们。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不主动去寻求安慰。2、矛盾型，儿童对陌生人焦虑，即使母亲在场也是这样，他们不怎么去探索各种玩具。母亲离开让他们极端沮丧，母亲返回时会表现出矛盾心态：一方面寻求母亲的亲密，另一个方面，在母亲开始关注、亲近时进行抵抗。3、混乱型，这类型的儿童缺乏一贯的方法来对付陌生人带来的压力。他们和母亲互动的体验可能是无规律的，无法形成连贯、一致的互动模式。
我感到，西方和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的依恋，最早期应该是相差不特别大。由于在人类诞生的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只能依靠简单的工具以及自身的体力与自然界和动物界相抗衡，力量成为当时人们生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崇拜拥有超凡力量的个人英雄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显然，在那时，食物并不特别充裕，儿童的生存也成问题，儿童的安全依恋也得不到保证。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小，儿童相对得到的保护也越来越充分，安全儿童的安全型依恋也随之发展。
这时，西方和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的依恋逐渐拉大了差距。西方的宗教推崇“人人生而平等”，儿童的权益得到更多的保障，后来，保护儿童的法律、法规也更有完善，人们让儿童健康成长的观念也更为普及。当然，儿童的安全型依恋也就更多、更好地形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性无疑有更多的限制和压抑，尤其是儒家文化“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权益无从谈起，所谓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只是一句空谈的话。于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依恋只能是比西方有更多的不安全依恋。
一般而言，在西方，不安全依恋更多是来自依恋对象本身的不安全依恋的传递；而在中国，不安全依恋除了来自依恋对象本身的不安全依恋的传递外，还来自依恋对象所受到的来自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影响及中国特色的焦虑和压力。
1、从集体无意识看中、西方“依恋”的差异
依恋，英文为attachment，这个单词除依恋的含义外，还有爱慕、信念、信仰、忠诚、 拥护；（机器的）附件，附加装置，附属物的意思。而attachment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动词attach，表示贴上、系上、附上；把…固定；把…归因于。这就是说，先有某样东西存在，然后再有另一样东西与之产生关系，产生关系的方式可以是贴上、系上、附上；把…固定；把…归因于，产生关系的驱力可以是爱慕、信仰、忠诚、拥护。
而中文“依恋”的语境则比英文丰富得多。首先，“依”字的有三个词性。作动词时，现常用解释为“依倚”、“倚靠”，如：依山之榭（靠山建造的房屋）；依栖（依傍栖息）。作形容词时，表示茂盛的样子，“依彼平林，有集维嫶。”作名词时，通“扆”，户牖间画有斧形的屏风。
而“恋”，繁体字为“戀”，本义为留恋，依依不舍，如“有孚恋如思也”——《易小畜子夏传》，又如：贪恋（十分留恋）、眷恋（深切地留念）、恋主（依恋主人，不忍离去）。还作思念、怀念，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汉 苏武《诗》之四。也可表达男女相爱，如：恋诗（表达爱情的诗）、恋歌。
“恋”的繁体字为“戀”，很有意思，上部左右都是“丝”，表示两只虫茧里的虫子，通过中间的“言”进行沟通；而“言”下面是舌字，上面一横表示言因为舌会发出可控的声音，是用口和舌讲话的象形。下面是一个“心”字，即用心进行沟通。
当“依”和“恋”组合一起，用在名词前面多表示“留恋”、“舍不得走开”等意思，如“依恋家乡的山山水水”； 用在名词后面则表示“依靠”、“依赖”、“珍惜”等，如“看得出，他对那份工作是多么依恋”；用于与人的关系，表示寻求与某人的亲密、并当其在场时感觉安全的心理倾向。如爱情，表示“亲密得难舍难分”。
通过以上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化下的英文语境下的“依恋”，更多地指向人与人的关系，是源自是人类的认母印刻，是儿童与其抚养者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和强烈的情感关系，单纯和自然。一般的情况下，被依恋者只是单纯希望依恋者在自然的情况下自由成长。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依恋的目的是被依恋者尽可能让依恋者成长为自己想要的那样（自性的儿童）。
所以，西方的家长普遍认为儿童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家长并没有支配和限制儿童的行为，一般也不替儿童做选择，家长是要儿童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在什么情况下对儿童说什么话，家长都要仔细思考，尊重和理解儿童的愿望和心理。
而中文“依恋”的语境，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渗杂着人与文化的关系。如“依”字，强调了一种你——我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恋”的繁体字为的象征中，有两只虫茧里的虫子通过“言”与“心”进行沟通，则多了一重控制的意味，单是用“言”控制还不够，还要用“心”来控制。这是通过在被依恋者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被依恋者对依恋者产生一种在无意识层面上的控制和“捆绑”。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儿童被期待为“成龙成凤”，正如成语“望子成龙”，使其儿童过早地让成长焦虑所捆绑；儿童还被迫卷入与依恋对象的交易，“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依恋对象是索要将来报答的，正因为如此，依恋对象就堂而皇之地控制儿童。
2、中国文化语境与回避型依恋
从与依恋相关的角度纵观西方文化语境与中国的文化语境不同。一般而言，西方强调依恋随着人的一生而不断变化观点。依恋理论则认为，成长中的儿童并不打破旧有的依恋，而是（1）学会在已经建立的依恋中变得更主动（或自主），（2）增加新的依恋，而这并不一定要求与旧有依恋决裂，新依恋也不一定要替代旧依恋。但显然，这是在一个动态当中的。也许，这种变化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与基督教有关，基督教崇尚人的个性解放，这个过程本身是运动变化的过程。
而中国式的依恋表面上看与依恋理念所表达的没什么不同，但骨子里并不那么喜欢变化，最好是一成不变。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稳定是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中庸之道使人们安分守己，强调温和、渐进，顺其自然。人们希望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希望家庭稳定，实现“安居乐业”。
“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社会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使得几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续和保存完整。在这种“最好是一成不变”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安全感更多来自“守常”，因为变化是“莫测的”、“危险的”。怎样能“一成不变”呢？最好是“以我为中心”，因为“他人是不可靠”的，要保持适当距离，“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样的造就了中国人的共情能力普遍不强，性格中普遍存在冷漠、自私的一面。比如，中国式的依恋使到老人常常以“孝”绑架儿孙；孩子不愿长大，成为“巨婴”；父母不愿意与长大的孩子分离，使中国成为“婆媳矛盾”高发的国家，凡事都以我为中心，不能与对方换位思考等等，都是共情能力差和性格缺陷所致。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家长会认为儿童是“自己”的，而儿童是“不懂事”、“无责任感”的，为了对儿童责任，所以要求儿童顺从、听话，听话的儿童才是“好儿童”，这就束缚了儿童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发展，很容易造成儿童的回避型依恋。
我分别在两家机构做咨询，在我所接的不安全依恋个案中，约在一半以上的个案是回避型依恋。同样，给我们上《发展与依恋》课的Brian Feldman老师也有这样的感受。他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一般来说他们的依恋关系都是会有一些困难。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与照顾者之间没有发展出来很好的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尤其是回避型依恋，在中国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常见一些。
因为中国的儿童就是被要求要服从，家长有时候会回应儿童，有时候就不会回应儿童。而对儿童的要求是很多的，比如说你要保持干净不能弄脏自己、手不要放在嘴里，在中国对儿童的控制是很强的，儿童就是被迫会转向向内，变得独立自主，不能依附别人或者说黏着别人，要学会自我照顾，要自我满足。就是情感方面的表现就不是很强烈，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强烈的情感，通过一些研究，如果给他们带上监视器的话，会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很强烈的情感，但是不会表现出来。儿童被要求要自我依赖，不能在沮丧的时候表现出来很强烈的沮丧的情感。甚至不能哭，这时儿童的情感表达是比较内敛的。
这样，儿童会发现出来对照顾者很少有兴趣，自我探索会比较多一些，在分离的时候不会展现出来很多的沮丧，在照顾者回来的时候会忽视她或者回避她。”
我有一个个案是10岁的男孩叫ZB，很容易识别出他是问题产生于回避型依恋，他的眼光总是转向别处，不太愿意回答我问的任何问题，要回答的话也总喜欢迟疑一会，回答的声音偏小并且缓慢。他在我面前的姿势是常常双手在胸前交叉，对我好似有一种防御。他的问题是做作业的速度很慢，不喜欢做作业，常一个人发呆，疏远老师和家长，对老师的批评总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对家长的打骂有时哭，有时又是一种蔑视的样子。
很明显,这位男孩是不大愿意去感觉那些会刺激自己与他人建立深层联接的情绪。而且更不情愿去表达这种情绪。然而，只有通过和他建立情绪上的联接，我有能真正让他们进入一段能够促成他们发生改变的关系。在沙盘工作中，我的重点放在情感上，通过替代性感受来带动他的感受，尤其是他不愿去感受的东西,往往会在无意间唤起我的感受，于是我就慢慢地、耐心地和他聊，虽然他一般都不回应。
ZB的前期沙盘，数次如此，可以看到对父母的愤恨和内心的孤独。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关系并不和睦。为此，二胎政策实施几年了，他们都没考虑。从小，父亲就对他期望很高，让他弹钢琴、学英语，表现不好就打骂，希望他能走上读书人的路，不要像他那样去做生意。而妈妈，是在对爸爸有意见时，常常会控制不住脾气拿他撒气，他的依恋策略只能是回避型的。由此看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之深。
这个沙盘命名为港珠澳大桥。现实中，与妈妈的关系得到很大的修复，爸爸也决定资助他到美国游学三周。
这个沙盘说明孩子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现实中，爸爸会嫌他的成绩不理想仍有打骂行为，他会对爸爸冷淡。而妈妈会全力保护他，他会和妈妈说话，有感情的互动。他正在上一些自己需要的实习学校，学习状态稳定。他在情感上会和咨询师连接，但讲话仍很少。
3、中国文化语境与矛盾型依恋
中国文化语境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安全依恋的形成。中国有句自古就留下的教言叫“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儿童过早就被焦虑的父母绑架在学习上。西方的儿童还在儿歌中游戏中，中国的儿童从前要学《三字经》、《增广贤文》，现在则要学钢琴、英语，上学前班。
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说，“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在德国一名技工的工资甚至比公务员或者大学教授高。而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中还只重视文人、学者，轻视其他行业并贬之为“奇技淫巧”，所以现在的中国父母，只好让自己孩子去挤上在读硕、读博的独木桥，并且“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儿童的成材途径似乎更加狭窄，这无疑又增加了中国父母的焦虑。
然而，据相关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与焦虑呈现正相关性。所以，当中国的父母比西方的父母更为焦虑的话，自然会使中国儿童不安全依恋的个案更多。从我接到的个案来说，矛盾型依恋的儿童，数量要比回避型依恋的儿童少，但也很常见；如果说回避型依恋的儿童有时会把焦虑很好地掩藏起来，那么焦虑在矛盾型依恋的儿童身上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
一般而言，这类儿童的家长对儿童是能够共情的，但对儿童的情绪不能有很好的应对策略，使儿童的情绪处于高唤起状态。这类婴儿过于执着于对母亲的依恋，在陌生情境实验中，对于母亲的离开表现出淹没性的悲伤。和母亲并不愉快的重聚，既不能缓解矛盾型婴儿的悲痛，也不能终止他们对母亲行踪的时刻担忧，以至于无法探索周围的环境。这样的情形与母亲在日常互动中对孩子发出的信号不敏感、给出的回应不稳定直接相关。对这类婴儿来说，母亲的可获得性是婴儿无法预期的，也是不经常有的，因此无法形成内化的安全基地，也难以探索周围的世界。
一般认为，矛盾型依恋的儿童，不治疗的话会成为迷恋型患者；而回避型依恋，不治疗的话会成为冷漠型患者。“为自己的心智留出空间在依恋方面以迷恋型心理状态为主导的患者,很多方面和冷漠型患者正好相反。后者常常显得精力不足,切断了自己的感受,跟他人亲近时感到不舒服。前者好像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动而活泼——但是又会被自己的感受所淹没,全神贯注地去避免跟他人的距离。至少表面上看来,冷漠型患者在自尊或自主性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而那些迷恋型患者则充满了自我怀疑,担心自己过于独立了。冷漠型患者在依靠别人方面总是困难重重；迷恋型患者难以相信有时候可以依靠白己。如果说冷漠型患者似乎切断了主导社交——情绪的右脑资源,迷恋型患者则似乎难以驾驭以语言为主导的左脑能力,无法有条理地理解那些杂乱无章的体验,那些冷漠型的人能够应对,但是不能感受,而与此相反,那些迷恋型的人能够感受(而且昏头转向),但是他们不能应对。”
我有一个来访者，是一个9岁的女孩QQ，很明显是迷恋型患者。由于她早年依恋对象的反应无法预期,这种经验教会了迷恋型患者,要获得父母的关注和支持,最大的希望在于把自已的痛苦凸显到让别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但是这个办法使到她需要不停地查找外在和内在的线索,用来放大自己的痛苦。于是，她在做沙盘的过程中总在表现出很焦急的样子，总是一点小问题就大喊大叫，而且在做的过程中对我过多的关注，总是要求我随时将注意力还在她身上。我感到，她这种保持依恋系统长期激活的需求,不仅削弱了她潜在的情绪平衡能力,也损害了她的自尊和对他人的信任。
QQ的初始沙盘一直在过家家，编一些幼稚的故事，自言自语，不时偷偷地打量咨询师。
她的迷恋型是如何炼成的呢？她有一个异常焦虑、着急的妈妈，这个妈妈不但成功地将老公改造成同样异常焦虑、着急；当然，孩子也同样如此。在工作，我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但她自己并没太大的改变愿望，只希望别人能改变，然后别人带动她改变。就在女儿经过一段时间的沙盘治疗，有一点变化时，她将沙盘停了下来，让女儿暑假回同样异常焦虑、着急外公外婆家，结果回来后，女儿甚至不愿意做沙盘了，只愿意在黑板上画一些特别简单的让我觉得无趣的画，她对此乐此不疲。她还对我说，她不觉得女儿有什么问题，是学校觉得女儿有问题，一点小事就大喊大叫，所以才让女儿来做沙盘的。她说，她爸爸妈妈从小也是这样对她，她觉得问题不太大，她一样考上好学校。一样找到工作，一样找到好老公。她也承认，她的焦虑、着急的确让身边的人不舒服，但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她也不明白，不知为什么到了女儿这里，就出了状况？
我感到，依恋的方式的代际传递，就是命运，也是魔咒。
QQ暑假回来后，拒绝做沙盘，只画了极其简单的火柴人，编了极幼稚的笑话。
所以,在沙盘治疗中,我提供一个关系,给她呈现出能替代过度激活策略的另一种选择。最大程度地对她那种淹没性的感受,不安全感和不信任进行包含、接纳。
一段时间后，QQ的沙盘呈现有所改变，虽然还是过家家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做这个沙盘应付我，但显然，她情绪的被唤起程度大幅度降低了。
4、中国文化语境与混乱型依恋
“Main认为，儿童先天的预设应该是受到惊吓就逃向父母，但混乱型依恋的婴儿却卡在是靠近还是避开这两个矛盾的冲动之间。这是一个很难维持的处境，因为儿童对父母的依赖使他们无处可逃。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可怕的‘生物学上的两难境地’会导致混乱和(或者)迷失……，在一个有关受父母虐待婴儿的研究中,82%的要儿被鉴定为混乱型”
“Main提出，导致这些婴儿混乱的原因，不仅仅是婴儿和愤怒或虐待的父母互动时,体验到父母确实让人害怕，也因为婴儿在互动时体验到父母自身也在遭受惊吓。总之，Main提出，可以认为混乱型依恋是在儿童与那些令人害怕、遭受惊吓或解离的父母之间互动而出现的。可以认为混乱型依恋反映出儿童体验到‘无法解决的恐惧’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策略上的瓦解。”
从中可以看出，混乱型依恋与虐待儿童呈现高相关性和正相关性。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可以看到儿童被虐待的数个文化归因。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父母或其他抚养人对儿童拥有惩戒权。如多数人打孩子会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子不教，父之过；玉不琢，不成器”。二是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家庭伦理关系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形成的家庭观念中,暴力支撑的秩序和权威不可避免地成为保持家庭和谐,稳定的必需。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家教专着《颜氏家训》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隐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其肌肤耳”，认为体罚和训导是矫正孩子不良行为的有效方法,主张在充满威严而慈爱的教育下使用体罚,并强调在孩子幼小时,可以适当地使用体罚；一旦长大,体罚的效果就不明显了。于是，父母对子女的暴力行为通常是在“爱”的名义下实施的，是为了培养“成绩好,驯服,温顺,品德好”的孩子。更可悲的是，甚至连受到责罚的孩子都表示理解和宽容。
近，我国的犯罪增长率超过24%，而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一比例维持在65%以上。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萌芽于儿童、青少年时期，幼年就表现出明显的反社会倾向，且具有持久性社会生活适应障碍。反社会人格个体的经验发展轨迹伴随着许多依恋过程的中断和威胁，这就支持了用依恋理论来解释这一群体……，Frodi等的研究也表明，反社会人格个体具有混乱型依恋心理状态。Luntz认为后来发展为反社会人格的个体其依恋系统受到例如隔离、漠视、身体或性虐待等不良环境的威胁。
在我的个案中，混乱型依恋的个案虽然很少，但症状却往往比较重，处境也很可怜。
我有一个个案，生二胎后产后抑郁，她表现出来的就是较为明显的混乱型依恋。她头胎生了个女儿，二胎原本希望生个儿子的，因为她先生有点冷漠型人格，她想生个儿子后能改善关系，结果又生了女儿，失望导致抑郁发作。抑郁发作，她不能上班了，她又将责任怪到小女儿身上，认为她是灾星，给她带来衰运。她妈妈过来帮她带女儿，处境会好一些，可最近她爸爸因修房子从房顶上掉下来受伤，妈妈回去照顾爸爸了，她和小女儿的处境就急剧恶化。她有时候会长时间不理小女儿，一天只喂两次奶；有时候会特别烦，打骂小女儿。小女儿变得特别乖，不哭也不闹，只是慢慢变得不能与妈妈和其他大人眼神对接，总是将目光转开。
我之所以对她做出她儿童时应是混乱型依恋的识别，是我感到持续对人格产生混乱的影响的，并不是淹没性的痛苦体验本身。相反，具有决定性的是患者在这类体验中缺乏解决方案。如她想改变与冷漠型人格先生的关系，是寄希望于生儿子；而当她独自面对小女儿时，完全失去正常的应对方法。此外，她在可怕的创伤性童年陈述时，神色平静，但明显是很绝望的。她坚持说童年经历及其后果跟今天的处境毫不相干。显然，这是一种解离的表现。
她是第二个女儿，她还在吃奶时，妈妈又怀孕了，想生一个弟弟。为了躲避计生，爸妈将大女儿交给爷爷奶奶，带着她东藏西躲。期间，父母常打骂她。而且，母亲被计生人员发现并捉去流产，她一直呆在母亲身边。也就是说，那时的她，必需面对父母常打骂她而产生的焦虑，又要在父母惊恐时承接惊恐。而她现在对小女儿的方式，很可能会造成混乱型依恋的代际传递。
我能为她做的不多，只是促成了她去看医生、服药，还多次和她的家人沟通，希望能改善她所处的关系和环境。在她来咨询时，力图克服她对安全感的恐惧。只是她对咨询有阻抗，不按时来，我就耐心地劝她，等她来（她的姐姐为她的咨询预交了款）。
综上所述，我感到：要改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更容易形成不安全依恋的状况，有必要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作努力。
正如荣格所说：“我们的意识活动以原型（本能）为基础，并且从原型中获得了关于它的动力机制和观念化形式的基本特性。因此，基本上可以说，人类的知识就在于不断地调节我们生而俱之的、原始存在的观念模式。这些模式需要不断地加以适当调整。这是因为，就其原始形式而言，他们只适用于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根本不符合如今各个领域均以分化的与古代社会大相径庭的人类环境的需要。因此，如果我们生活中的本能力量能够得到维持——这对我们的生存是绝对必要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塑造这些原始形式，从而使它们成为足以应付当今世界时代挑战的各种观念。”
但显然，“重新塑造这些原始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但这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也是唯一的方向。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呐喊：“救救孩子”。
讲师介绍：
作者：蓝坚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上馨心理咨询师
中国NLP学院认证萨提亚治疗师
中国NLP学院认证的NLP执行师
国际IHNMA认证催眠师、催眠培训师
国际WMECC认证完形治疗师
焦点解决治疗师
华师大信息学院客座硕士生导师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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