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顺序上的相继，在西汉初年，乃至于汉王朝前期很长一段时间的王朝背景中，秦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史记·高祖本纪》曾载“高祖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很显然，这并非仅仅只是对于始皇的某种“个人崇拜”，也表现出了汉代君王对秦代君王的某种认同感。在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施政者并未大肆改动原本的制度，于是还留下了“汉承秦制”的美名。
在新王朝的政治话语权之下
其实很难对上一个王朝做出客观的记载和评价，汉初士人们出现的“过秦”思潮就影响了整个汉王朝，甚至是后人对于秦代的印象。自周代开始，史官就是社会地位崇高、职能重要的官职，作为有着血缘传承的史官家族，司马迁对自己的身份有独特的定位，周代以降的六国史书多被销毁，再加上秦楚之际的动荡，司马迁本人所处的时代所能观的史书已经不多，秦始皇与汉高祖其实年龄仅相差3岁，生活的年代高度重叠。
然而，司马迁在书写秦史的时候却与汉史有着极大的不同，无论是取材、思想、视角、立场等各个方面，当然，这与司马迁本人所能得到的一手材料有一定的关系。子婴的身份从之前记载的二世之侄变为了二世之叔。而从《史记》他处的记载可以看到，在贾谊眼中连“庸主之材”都没有的子婴其实也是一个善谏大义之人。子婴就曾经为蒙氏将军直言谏主。“公子婴其实也有治国之大才，能说出如此一番道理且在朝政中能站一席之地，必然彼时已是一名成年男子。
从历史事实分析
秦始皇死时为五十岁，不应有此成长之孙。所以子婴为秦始皇弟之说接近历史事实，也比较合情合理”。让我们确定司马迁获得多源一手史料存在的可能性，面对扶苏、胡亥两大继承人，司马迁选择了“站在前者即失败者的立场上书写”，在当时来说可能有其原因在，而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天无从推论，但是还是可以想象出，在面对多源的史料时，即便是力求“包容”，但也并不能兼顾所有，这可也是历史的遗憾所在。
记忆与历史共同涉及时间意识的领域，但是记忆并不能等同于历史，可是在史学转型背景下，看待与研究历史又不能忽略掉记忆的部分。记忆是主观性的，甚至可能因环境改变或者回忆方式不同而被重新建构，这种不稳定性即便是在其进入历史领域之后，也同样被保存。汉初士人对待秦朝历史的记忆态度就很有代表性。如主父偃对武帝征伐匈奴的前后两次上书谏言。
最后：
第一次在元光年间的上书为了谏阻武帝，认为秦始皇使蒙恬兵加匈奴，“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是导致之后“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的重要原因。而在第二次上书时，也就是元朔年间却又认为蒙恬城朔方，“以逐匈奴”，是“灭胡之本”。对于秦于匈奴所做出的军事举动，前后观点大相径庭。
即便主父偃的言论与其政治立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可以以此看出，对于历史事件，随着环境、立场的变化，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记忆态度。而书写亦是如此，“记忆要进入历史研究，终归需要转化为文本叙事的形式”，这就会导致表达与经历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出现。同样的，因为历史书写中必然会出现的“叙事建构”等原因，历史记忆所拥有的不稳定性亦不会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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