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鲁斯·芬克
译者：张慧强
这次研讨班的主题是暴力，从我作为临床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在思考我可以说点什么时，我考量了许多事情。
首先，在临床设置中存在暴力问题。因为临床工作者通常必须处理家庭暴力及其后果，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家族史中的暴力，会使分析者将整个治疗过程，当作是在重复那种暴力。此外，如果分析者在治疗中没有发现暴力或他或她所熟悉的那种暴力，那么分析者可能会寻求，并试图激起分析师制造暴力。
这凸显了一个更广泛的事实：对大他者的欲望和大他者的享乐的体验，几乎总是可以理解成是暴力、痛苦、令人厌恶，且不可抗拒的。鉴于在分析中，大他者的欲望被调动起来，而且分析者周围的那些为其代表了大他者的人（通常是父母和其他近亲）的欲望，经由分析者投射给分析家，而在转移中被激活。大他者欲望中固有的暴力是分析的一部分。在此时此地切实的分析设置中，分析者认为分析家和双亲大他者一样，想从他这里得到同样的东西，并且像其父母所做的那样，通过使分析者服从分析家的意志，而获得同样令人厌恶的享乐。因此，“大他者的享乐”中固有的暴力也是分析的一部分。
有个分析者只和我一起工作过两个月，他声称，我在他眼中就像牧师和妓女：我期待着，而且实际上是，要他供认自己的所有罪恶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不像一个只是把倾听这类事当作工作的牧师，我对他的疾病“兴致盎然”，却还要他付费。事实证明，我正从他的病中获利，就像他母亲做过的那样。以免有人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转移性时刻”，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分析者认为我既像牧师又像妓女，这让他才开始分析就想离开。面对他眼中的我的享乐，这就是他的反抗的暴力。（“一个真正的妓女，”他说，“会更便宜更好。”）
我还应该提到分析本身引入某种暴力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1963a，第463页）用外科手术的隐喻所说的那样，“刀若不能切东西，也就不能用来治疗”；某些分析技术（例如切分会谈[译者注：切分指的是一种增强版的标点技术，即在会谈的关键时刻结束会谈，从而让分析者在两次会谈之间，对于分析家结束会谈的那个点做更多的联想工作]）确确实实有切割的作用。在可变时长会谈的语境中，切分等同于一种时间上的切断或打断；打断了分析者的言语；打断了分析者表达准备好的意思的过程，换句话说，是打破分析者制造意义的时刻，分析家的干预可能会让分析者要表达的这种意思显得不合时宜；并且打断了分析家在场的连续性。
解释也可能具有破坏性和折磨性的影响，会干扰思路，干扰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整个方式，或者干扰到对于大家为什么要如此这般行事的特别见解。分析者有时甚至会觉得那看起来是十足准备好了的解释正中要害，有切切实实的效果。通常分析家接受的教导是，要避免野蛮解释，这是某些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在与患者交谈了仅仅15分钟后，便易于给出的那种脱口而出的解释。但是，在我和足够多的人交谈过后，我知道某些“分析家”也会急不可耐的解释，且很少关注可能的后果。从理论上讲，可能具有破坏性的解释，应该只有在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信任已经建立起来后，才能给出。只有这样，解释的冲击力才能有所缓和。
理论还指导我们为解释做好铺垫，要等到分析者即将可以自己得出解释的那一刻，才能给出解释，这样就能缓和解释中可能含有的任何暴力。而且，该理论指导我们，可能的话，就让分析者来解释就好了。可是，许多临床工作者忽略了这些基本原则。
因此，很明显的是，暴力是分析工作所特有的，不管那是分析者生活中的、导致他们寻求治疗的暴力，还是似乎和治疗过程本身密不可分的暴力——这种暴力永远无法彻底缓和。
我在本文中，还想讨论的另一个主题，关乎后继的分析家和心理治疗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实践所施加的暴力。拉康多年来一直在批评各式各样的实践方式，比如有些分析家出于无知，打着所谓的超越弗洛伊德的进步的名义，都回到了前弗洛伊德时期的立场。
弗洛伊德的实践从暗示转向了转移，从基于暗示的催眠治疗转向了将纯粹的暗示最小化一种治疗；而弗洛伊德的后继者却成群结队地倒行逆施，又转回了暗示。根据拉康的说法，分析技术宣扬的是，让分析者认同分析家，并将分析者“非理性的欲望”缩减为“真实世界”的“理性”要求，也就是分析家的要求，而所有这些都暗含了将转移缩减为暗示。
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从强调患者所谓的“真实世界的背景”——回想一下，弗洛伊德会采访患者的家属，以此检查患者某些陈述是否可靠，并核实事件发生的日期——转而强调患者的心理现实。可当代分析家已经将倒车开往天真的信念，认为他们自己比患者更清楚地看到现实，并担起了责任，教导那些受误导的可怜灵魂，学着像分析家那样去看待事物。换句话说，最近的分析性思维再一次有所转变，回到了前弗洛伊德时期的立场，轻视心理现实，并认为“真实世界”易于了解且透明，至少依分析家之见是这样的。
尽管主角已变，但这些主张绝没有过时。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现实疗法”，“认知行为疗法”，企图矫正患者的非理性信念，还有“神经语言程序”设法矫正患者不正确的想法。依这些新奇的治疗师之见，真实世界不是理性的；换句话说，患者的信念是不合理的，出于某些缘由，这些信念不着调，就是不正确、不合理且需要改变的。患者的世界不被认为包含了欲望和幻想，因为这些都是非理性的，因而不重要。想法是真实的，而且你们既没有正确的想法，也没有错误的想法！如果你们有谁怀疑这些幼稚的观点怎么可能会推动当代形式的心理治疗，那我会很高兴给你们展示，我的一位同事收集的一系列认知行为疗法的会谈录像。
但是，我不能指望如此严格的临床问题，与你们在人文科学中的工作扯上很大关系。所以呢，今天我会转而讨论你们可能会更关心的话题：理论翻译。
这是应斯拉沃尔·齐泽克的邀请，于1998年12月在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国际学院以“翻译的政治学”为题所作的演讲，演讲的剩余部分可见的拉康派研究杂志第二期的264到281页中《翻译中的拉康》
如果觉得《精神分析中的暴力》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