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本报记者 文学报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集体进入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慢生活”，不断刷新的疫情地图，缓慢下降的数字，前方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奋勇拼搏，后方社会各界的全力援助……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同呼吸，共命运”。
自古以来，人类与灾害的对抗从未停止，而这也正是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文学与社会现实、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是记录历史细节、抵抗遗忘的价值所在。
本报记者采访了蒋登科、张定浩、吕永林、宋小词等作家、评论家，他们从自身的阅读和写作出发，思考疫情之下的文学书写。正如诗评家蒋登科所言：“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笔，真诚而善良地写出我们内心的感动和思考，写出我们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同胞的敬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作品或许不能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但一定能够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记录下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感受，记录下人们的心理和情感。”
蒋登科：需要时间，从海量作品中反复遴选
对于诗歌，我们不能把它和现实的关系理解得太狭隘。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描述外在现实，而没有融入自己内心的深度体验，往往难以创作出动人的诗篇。
Q：这段时间，每个人都被动地席卷于大量庞杂信息，也涌现了大批作品，其中诗歌和纪实文学首当其冲。从评论家的角度而言，为什么诗歌屡在抗灾事件中成为文学力量的号角？
蒋登科：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歌应该是最敏锐的文学样式，它可以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事件中的细节、心理、情感的变化，可以超越时空地抒写诗人的情感，再加上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具有一定的旋律感，更易于和读者的内在情感合拍，也就更容易传播，所以在每次重大的事件中（不只是抗灾事件），诗歌往往都在文学中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扩而言之，在整个文学甚至社会思想的变革中，诗歌在很多时候都扮演着开路先锋甚至预言家的角色，记录了人们情感、思想、心理的细微变化。
Q：此次疫情抗击涌现的诗歌中，是否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作品？
蒋登科：现在的媒体太多了，每天通过各种媒体发布的诗歌作品不计其数，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我不可能读完，我读到的有些作品显得口号化，概念化，比较空洞，能够触动内心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我想，要梳理出具有艺术特色而又能够触动内心的作品，还需要一些时间，需要大家一起从海量的作品中进行反复的遴选。
武汉东湖樱花园
Q：这次抗击病毒的文艺界反应，会让很多人联想到汶川地震时期喷涌而出的诗歌创作，在你的观察中，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异同？
蒋登科：抗灾主题的诗歌都和灾难本身有关联。此次疫情和汶川地震存在很多不同。灾难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诗歌在主题、情感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汶川地震时候的诗歌主要体现为对死者的悲悯、对生命的思考和对救援者的赞美。此次诗歌，除了这些方面的主题，还有一些质疑管理者、质疑人类自身的作品，也有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在主题上显得更多元一些。
Q：从“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角度，呼唤诗歌与现实的强关联，其实也是对部分诗歌创作虚无空泛的反拨，就此意义而言，此次疫情下诗歌创作的火热，是否形成了一个向现实回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契机和通道？
蒋登科：我一直认为，文学和现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诗歌也是。但是，对于诗歌，我们不能把它和现实的关系理解得太狭隘。诗歌是一种情感的艺术，表达的主要是内在世界的丰富。除了外在的现实，也不能忽略内在的现实，即情感、心理、思想等等。外在现实在诗人那里主要是一种触发因素，它触发诗人内心的体验，调动诗人的经验和情感积累，或者提炼外在现实所包容的情感、思想、心理元素。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描述外在现实，而没有融入自己内心的深度体验，往往难以创作出动人的诗篇。此次抗击疫情，将诗人的关注中心集中到这个共同的现实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诗人思考诗歌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但我们注意到，虽然面对同一个事件，诗人们写出来的作品在主题、格调和风格上是千差万别的，这主要还是因为诗人在内心中、在情感上对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解读。
Q：同时响起的一种质疑声音是，经历社会重大事件时，情绪和冲动书写不该成为落笔的理由，文学不应当承担新闻的功能，沉淀和反思才是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品格。
蒋登科：在一个多元的时代，任何质疑都是可能出现的，也是正常的。不同的诗人、读者对诗歌的观念和要求本来就存在差异，见到和自己的观念不同的作品，自然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看法。同时，到现在为止，我们读到的作品确实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作品质量较好，抒写了对生命的思考，对逝者的痛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打量，对逆行者的歌唱，等等，而很多作品并没有突出的特色，口号化的文本不少，给人一种同质化、外在化的感觉。但不管怎么，我并不反对诗人关注重大的社会事件，尤其是灾难事件。这个时候，大多数诗人不可能走到一线去参加疫情防控，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笔，真诚而善良地写出我们内心的感动和思考，写出我们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同胞的敬意。我在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作品或许不能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但一定能够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记录下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感受，记录下人们的心理和情感。
张定浩：诗歌应成为生命的本能，而非好看的游戏装备
好的诗歌也从来不书写灾难，而最多只是书写灾难施加于自我的创痛，即便策兰也是如此。
记者：最近引起争议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让不少大众第一次知道了这句话，但是学者阿多诺其实想谈写诗如何做到不野蛮，人类文明进程中诗歌从来都是重要的，你如何评价当下一些抗疫诗，诗歌应如何面对灾难？
张定浩：我是看到一些和这次疫情有关的诗，但我不太想称之为“抗疫诗”，因为语言本身是有实体性的，当我们同意用“抗疫诗”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默认诗是可以抗击疫情的，但诗其实不能抗击任何灾难，包括这次疫情。好的诗歌也从来不书写灾难，而最多只是书写灾难施加于自我的创痛，即便策兰也是如此。我能理解很多人写诗的初衷，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也在写，但我觉得这些诗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首先是作用于这些写诗者自身，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解决和释放他们自身在灾难面前的痛感，当然这种痛感也是很珍贵的。
而如果一个诗人，认为自己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写诗是在作贡献，甚至有种出了一份力的感觉，那么，我觉得阿多诺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完全没有说错。
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
记者：诗歌的主动姿态常常不得不遭受两极评价，对日本捐赠物资使用诗词的讨论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并非不知道这些诗词，但是表达使用的日常性的确成为了一个迟滞的难题。
张定浩：如今我们的诗词教育是通过许多诗词大会节目来灌输给公众的，这对于青少年认识诗歌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因为它把诗歌当作知识来竞赛。我很同情那些参赛选手，要背那么多古诗，却依旧茫然不知诗教为何物。我看到飞花令那么流行，把那么多孩子变成了四角诗橱。这里面最大的诱惑就是竞争和炫技，是胜过别人，而不是学习如何用诗和人交流。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诗歌从最初开始，就是帮助我们表达和交流情感的，读诗是要去理解写诗者的心事，以便更加理解自身，并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得以印证这样曾经被诗人很好表达过的情感，最终，是让诗歌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成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新的感官，而非一样好看的游戏装备。
记者：前段时间逝去的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曾说，社会面对灾难时，阅读经典会重启，你会推荐什么诗集或诗歌给读者？
张定浩：可以看看古诗十九首，和相关比较好的解释，比如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因为那些诗完成于一个特别动荡不安的时代，可以去体会一下在恶劣的环境中，一个中国传统诗人曾经是如何得体和高贵地写作，而这种得体和高贵，才是诗可以作用于人心的地方。并且，朱自清写下这些解读之时，也是在抗战烽火中。
《古诗十九首释》
作者: 朱自清
译林出版社
1月版
吕永林：非虚构的力量在于从文本直接进入现实的能力
现实题材类的非虚构的力量就在于，它具备跟人的现实生活可进行物理对接的敞开性，具备从文本世界直接进入现实世界的能力，无需中介和转译。
Q：全世界围绕灾难书写方面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比如诺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切尔诺贝利的书写最近常常被提及，你关注了哪些作品？
吕永林：灾难书写方面，蕾切尔·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是绕不开的，这本书直指现代世界的生态灾难和相关社会灾难，以及由人类的狂妄、骄纵、无知、欺瞒等所导致的灾难升级和次生灾难。这是一部经典的非虚构作品，但其第一章《明天的寓言》却动用了虚构笔法，描述了一个被死亡阴影完全罩住的人类小镇。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无疑也是一部书写灾难的经典之作，它既写了四处蔓延的疾病与死亡，也写了人类新生的必要、可能，以及许多人不愿新生的惰性和可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也不错。
Q：疫情之中，一些媒体的非虚构报道赢得了公信力，这对文学界特别是报告文学层面日后书写同类题材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吕永林：不同的书写方式，必然会有不同的文本要求和去向，这个很难逾越，如果逾越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各自的本质力量。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现实题材类的非虚构的力量就在于，它具备跟人的现实生活可进行物理对接的敞开性，具备从文本世界直接进入现实世界的能力，无需中介和转译，这里面有它的一套卷入机制——实实在在地卷入，而非虚假的卷入，比如在疫情之下，一点点虚构都会出问题，这就是现实。虚构作品最终仰仗的则是文本世界的自足性和完整性，不行虚构之实，成不了理想之事，这就必然会造成它的某种封闭性，而它恰恰是经由这种封闭性来跟现实世界进行最深刻的照映和对话的，不过，这种照映和对话是需要中介和转译的，直接不得。报告文学首先要清楚自己究竟归为哪类？非虚构还是虚构？归属不同，其行动方式自然不同。
宋小词：对自然多生一份敬畏，对生命多生一份尊重
要说疫情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只能说，经历了这次疫情，以后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我都会对自然多生一份敬畏，对生命多生一份尊重。
记者：疫情发生后，我们都有一番心理活动路径，你作为湖北籍作家，身在武汉，感受应该有一些特异性。
宋小词：我于工作关系调入到了江西南昌，因家在武汉，所以这次刚好赶上了疫情，被封在了武汉。快要过年，小区物业都忙着给每棵树挂红灯笼，营造节日的喜庆气氛。我每天也流连于超市和商场，盘算着团年宴和过年新衣服，一心只想过盛世太平年。我们的原计划是三十在武汉团年后，初一去松滋我老家，给我爸妈的坟上送灯亮，然后回宁乡的婆家过春节。
22号那天十点多钟，我和孩子刚睡醒，爱人说，武汉封城了。我一下子就懵了。来不及多想，我和爱人赶紧去菜场，又到药店抢口罩。那时口罩和一些消炎消毒的药品就快脱销了，街上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戴上了口罩。
我当时觉得封城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反正我很宅，我们全家都很宅，只要有吃有喝有WIFI。所以我照样生碳火过除夕、穿汉服过初一。我对疫情真正开始感到恐惧是在大年初四那天，跟爱人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被确诊为新冠状病毒型肺炎。看着身边看《汪汪大队立大功》哈哈大笑的孩子，我悄悄流下了眼泪。若是我们被感染了，我的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想，不敢想。那段日子是我精神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家日常都戴着口罩，爱人隔离在小房间。我们各自分了餐具，使用公筷和公勺。每天一听到外面有什么坏消息或是小区有确诊的，疑似的，我就给家里喷一遍84或是医用酒精。
我在高度紧张中，给自己和爱人鼓劲。不能被感染，不能倒下，孩子还太小，我们要筑这世上最坚固的城堡，守护他长大。那段14天的医学观察期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孩子洗手，我自己洗手，然后给每个人都吃两颗VC，用菊花金银花煮水喝。直到过了七八天，没有什么症状，人才慢慢把心放宽。现在说实话，不到疫情结束，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结局。
武汉黄鹤楼
记者：从你的朋友圈我了解到你的一些生活状态（比如为了孩子尽力做好每一餐饭之类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作为一个作家，在特殊时期你的日常是怎样的？
宋小词：封城战疫期间，我的主要身份是一个家庭主妇，是我爱人的妻子，我孩子的妈妈。我每天的日常就是打保卫战，保卫自己保卫家人。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日三餐，然后洗洗涮涮，给家里消毒，所有的遥控器、门把手、手龙头，按键、孩子的玩具书本，包括包装食品的袋子，只要能想到的地方。然后一日三餐，我也很认真，本来我也还蛮喜欢做饭，我爱人和孩子也都还蛮认可我的手艺。这段时间，我是更加精心了，虽然食材有限，但还是力求在有限上变出尽可能多的花样来。我觉得在疫区做为一个家庭主妇的神圣职责就是把饭菜烧得美味可口，让老公孩子多吃两碗饭。就像京剧《沙家浜》里面沙妈妈对待新四军的伤病员同志一样，把家人养得腰圆膀又乍，一个个像座黑铁塔。身强力壮，增强免疫力，这样才能打败病毒。
记者：在此期间也会仍然关注文学、文艺作品吗？自己也会做一些记录、笔记之类的吗？
宋小词：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我每天关注的是一些关于疫情的消息。每天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新增多少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政府对疫情展开了哪些救治措施。基本都是关注新闻，关注媒体报道，关注疫情的事态发展。因为目前这整个还是一个事件，适合用新闻、消息来观察，来全面了解。还没到用文学来展现，来梳理和深刻反思的时候。事件到文学，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封城期间，每天夜里趁小孩睡觉后，我会起来写日记。确实也是心里有触动，想写。
武汉大学
记者：据我此前对你作品的了解，你是一个离现实很近的作家。对你而言，这次疫情，会对你的写作发生一些影响吗？你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思考吗？
宋小词：这次疫情我只深深认识到人类在灾难面前，在瘟疫面前是如此弱势，狼狈，不堪一击。人类积跬步，以至的千里；积小流，以成的江海，数千年累积起来的科技、文明，以为的厉害和强大，却抵不过大自然轻轻摇一摇手指头。铁打的地球流水的人类。其实这段时间，我还没怎么思考过文学，要说疫情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只能说，经历了这次疫情，以后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我都会对自然多生一份敬畏，对生命多生一份尊重。
记者：将来会写关于此的小说吗？在一个更后置的阶段，对此进行重新思考，作出一个作家的表达吗？
宋小词：可能会写。因为这次疫情，我听到了那么多的哭声和呐喊，也体验了无数次的愤怒与震撼，那些在黑夜里的孤独和伤痛，那些荒诞、无奈、疼痛、分离、真诚、牺牲、成全、坚守汇成波浪一次次撞击我的胸口。只是我不知道它们何时流淌出来。
文 / 本报记者 张滢莹 郑周明 何晶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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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修改
原标题：《诗歌与非虚构：凝聚记录的力量，也应避免语言的过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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