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静和三名身穿廉价西服的地产中介，搭乘最早一班高铁，从太原杀奔北京。
出站直奔医院病房，进屋后无需寒暄，中介把合同铺了半张床。病人勉强支起身子，在三名中介的虎视下，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大名。
归程时没票，一行人登上绿皮火车。泡面味和汗味四下弥散，袁静挤在过道中浑浑噩噩。
直到中介在耳边说：“姐，你想过假离婚没有？”
1、
袁静今年28岁，娃娃脸，时常笑颜如花。
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供职，儿子已两岁，老公郝帅是北京土著。
结婚后，两人搬进了郝帅父母名下的回迁房。
回迁房在东南五环，四野多是开发商圈起来的荒野农田。从客厅远眺，一片连天衰草。小区门口，马路开裂，落雨时就泥浆泛滥。
小区其实就是包装后的农村。红白喜事时，院子里或是流水席或是灵堂，敲锣打鼓，唢呐震天。
去年年底，袁静怂恿老公去说服婆婆，卖掉这套回迁房，换套商品房。
郝帅一开口，就被亲妈给堵回来，“你们是觉得还不够住吗？”
郝帅找来纸笔，照着袁静之前给他列的式子，一项一项地在母亲面前计算。首付还差多少，月供如何还，工资涨幅多少，房子升值速度怎样……
郝帅的妈妈将信将疑。最后软磨硬泡之下，郝帅从自己亲妈那打了张借条，借款60万，保证五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
回迁房没卖，袁静两人最后贷款买了东四环50平米的一居，总价230万。
今年7月初，这套房子已涨了90多万。小夫妻大喜，决定继续换房游戏。
郝帅坚持要在东城区买学区房， 觉得孩子也许没学霸命，可学区房总得备着。
夫妻俩有一个模糊的设想，希望孩子18岁去美国念大学，到时全家一起移民。
2、
郝帅和袁静用四天就选好学区，周末看到第一套房后就决定签约。
这是一套东南二环60平米的两居室，要价400万。
业主是太原的公务员，正在住院做手术。
那时正是北京楼市最疯狂的时候，价格一天一变，袁静决定先买了这套房，再卖自己的房。
为避免夜长梦多，她决定亲自跑一趟太原，敲定合同。
订火车票前她问中介，她家这套一居，买了不到一年，能不能提前还贷？
中介听到银行名字后，跟她打包票。“姐，你放心，我们和他们家关系可好了，绝对没问题。”
可袁静从太原回来后发现，她家的一居，当年买的时候，中介吃了回扣，偷换了贷款的支行。事后，已辞职消失。
这家陌生的银行，无人有门路。于是，袁静的一居，卖不了了。
他们只有等到明年2月，这个一居过户满一年之后，才能重新卖房，但和山西那边约定的过户时间是今年12月底。
卖不了旧房，新房子的首付一下没了着落，家里的钱周转不开，袁静的焦虑达到顶点。
一天深夜，袁静和郝帅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开Excel表格，往里面一个一个敲进亲友姓名。
填了删，删了填，最后表里留下了30多个人。
第二天，袁静和丈夫照着名单一通一通打电话借钱。袁静同部门的两个90后小姑娘接到了电话，各自答应借她两万。
最焦躁时，袁静想起了那辆绿皮火车上，中介对她说的话。
3、
假离婚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旧房子归在郝帅名下，袁静用自己的名义买学区房，享受首套房优惠，省下一点首付和利息。
袁静和郝帅分别给两家父母做工作。公公婆婆经历过拆迁，对为了房子假离婚的事儿见怪不怪，没有反对。袁静给自己父母打了一个电话，二老听后也没说什么。
只是半夜，袁静父亲背着老伴儿偷偷打来电话，对她小声嘀咕，“你老公我不是很了解……但无论如何，你一定得把孩子拿住。”
袁静劝慰父亲别多想，但挂下电话，难免想起火车上中介的话，“假离婚就是离婚，其实和真的没区别”。
中介告诉她，首先得把孩子要过来，这样男方才会出抚养费，其次还可以约定一笔一次性补偿费用，估算男方能拿出多少，就要多少。
起草离婚协议的时候，袁静照着中介提供的建议写道，儿子抚养权归女方，男方需向女方提供每月一万元人民币的抚养费和5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赔偿。
在一旁看着她打字的郝帅一下急了，“你把儿子拿走，还一次性要500万。这是真的不想跟我过了吧！”
袁静一边按着退格键，一边笑郝帅，“又不是真的离婚。”
她把每个月的抚养费减了一半，改成5000元，又把一次性赔偿改成了100万元。郝帅没有再反对。
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前一天，袁静和郝帅带着孩子照了一套艺术照。一家三口的合照中，郝帅身着黑色礼服，怀抱着儿子，袁静身穿白色婚纱礼裙、梳着新娘盘头，站在郝帅身旁。
儿子笑得一脸灿烂，他俩的表情却有点不太自然。
当身边的朋友问起担不担心弄假成真时，她一脸轻松，“我老公不敢，孩子和钱都在我手上呢，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是你前夫”，朋友笑道。
4、
此后几经波折，学区房离袁静越来越近了。
她嘱咐中介告诉太原的业主不必担心，但中介却带回个消息：业主打算加价30万，不然就违约。
积累许久的疲惫、焦虑和愤怒在此刻全部爆发，她对着电话另一端的中介大吼道，“我给你们十几万的中介费，你们给我解决过什么问题？”
“还有你们转告业主， 我一分钱都不会多给。 我要上法院告他违约！”
一个月后，袁静在北京见到了太原业主，但却不敢真的硬气。
所有的律师和朋友都劝她，打官司也有20万的成本，一拖拖半年，谁也耗不起。
袁静上次见业主，还在太原的病房里。业主有些秃顶，衣着非常普通，看上去约莫五十岁年纪，但实际上只有四十岁。
业主向袁静解释道，他现在很缺钱：老父亲去年做投资亏了几百万，儿子准备出国念书也要准备一两百万。
还有更惊人的消息，上次他住院那次，之前以为是普通息肉，切了片才知道是恶性肿瘤。
“我就是来料理后事的。”业主低声说。
生死如此之近，也如此随意，袁静一时失语。
业主误会了她的沉默，转而怒吼，“我在体制内也混了二十多年，还是认识人的。你不会愿意跟我打官司的，你哪一环没钻空子？我这边搞点材料，你也会很被动。”
同情心，一下子被委屈淹没。
半年以来，袁静费尽心机翻过了征信、首套房资格和流水证明等等关卡，现在全部变成了对方公然毁约的筹码。
“三十万你可能也拿不出来， 就十万吧。房价涨了那么多，我心里也不平衡。你就让我心里好过一点。”业主对袁静说。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袁静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无论她如何努力，房子仍像栓在鼻间的诱饵。
她走出中介办公室的时候，眼泪依然没有止住。
眼前的北京二环路车来车往。她曾经以为只要不断贷款、买房、卖房、再贷款、再买房，就能从郊区挤进中心，过上理想的生活。
而现在看来，总有一些更模糊、更庞大的力量，会将她所有的骄傲打翻在地。
经历了疯狂楼市之后，公公婆婆那边传来消息：卖掉回迁房，然后在四环边买套600万左右的二居室。到时候，袁静和郝帅总计将背上连本带利1000万的房贷。
袁静心里清楚，复婚的日子是遥遥无期了。而这样的循环，又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图片来自网络。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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